张宗艺 | 我们要做的只是，不辜负这个时代【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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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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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的只是，不辜负这个时代

张宗艺 | 香港中文大学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张宗艺 （香港中文大学）

提名奖《网红 3.0及其未来： 情感劳工、 关系经济与黑镜

时代》一文作者

感谢青创奖可以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点自己做学术的感受。这几年内地最火的一部小说当属《三体》了，在研究者和读者都在赞叹这样一部以对人类整体文明与生存法则的思考，重现了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整体性思考和宏大叙事的惊世之作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在疑惑，在期待，刘慈欣的下一部小说什么时候面世？大概在三年前的一次工作坊上，有人就问过刘慈欣这样的问题。刘慈欣的答案让我直到今天都印象深刻。他没有找俗务缠身，旧作难以超越这些常规的借口，而是说以往他创作科幻小说的动力在于他的想象力可以让那些只存在于未来的可能变为现实，他可以创造一个现在绝大多数人想都不会想的世界。但是现在呢，科技的发展，让他可以想到的，不能想到的都变成了现实。科技发展的速度超越了他想象力的外延，他找不到那种创作的动力了。

这样的问题和困难其实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创作当中，学术也是一样。现在年轻人普遍都厌烦工作，摈弃劳动，那对于人文社科的学术工作者而言，支撑我们继续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动力了呢？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关注传媒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我个人一直有这样的浅见，文化研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三个方面，前瞻性，跨学科性和自反性。我可以借助文化研究把自己的工作与对当下最热点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生命体验浇注在理性化、层次化的学术讨论之中，可以在对我的研究对象的批判性地反思之后，完成对自我人生观、价值观地剖析与自省。也因为此，我与我研究生之后的这些论文写作对象都保持着体验意义上近距离的关系，他们有的就是我身边的人，是我的朋友，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是我无法察觉的自己，是我认为已经告别却还不时归来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我既恐惧而忐忑、又未知而兴奋的未来。

但我要说的是真正关注当下，思考当下，做到前沿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实没有史料，但是和史料一样丰富。它不断地变化、聚合、生成，21世纪，“互联网+”的时代，一切都变化的太快，文艺、媒介、文化产业十年间变动可能抵得上过去三十年，几十年。在最近一部重新上映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个场景被认为刻画地很细腻。八十多岁的严嵩上床之前要丫鬟先暖床，上床之后还要暖脚。我们一般会怎么理解呢？觉得这是一种封建压迫、这是有权力的表现。但是这种类似的事，正在当下变为一种新业态。现在在国外，港台，对人微笑、拥抱着睡觉、陪你聊天都成为了新的商业。去年日本卖的特别好的创意产业产品是一款可以做女朋友的机器人。在中国，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网红直播正在摧毁着我们过去对明星制、对新媒体、对职业、对劳动的定义。素人登场，老将也未休。1990年代那些畅销书作家，我们恍然发现，她们摇身一变，成了情感咨询专家和灵修导师，从当年的精神先锋，到今天的商业宠儿，华丽转型背后是整个时代的变化。身体写作看腻了，心灵鸡汤不信了，可是包裹着以西方生物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做更好的自己为名的情感咨询和灵修来了。原来谈恋爱、结婚、个人心智发展都有那么多规则可寻，都可以形成标准流水线，跨媒介，衍生品丰富的产业链。一切在理性和科学的面孔下义正言辞地重演着进化论和成功学的新版本。这是一个多么撕裂的时代，一边是因为大学生就业难，名校学生担忧成为“预备中产”下的“读书无用论”，一边又是各种名目的“专家”，各种对“知识”的新需求，渴望而执着，疯狂地不计成本。一边是我们越来越孤独、焦虑的个体，一边在新业态、新趣缘下我们在属于各自的新部落里又以图像、信息、数据这些“物”的形式互联。

面对着新时代的新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敏锐的触觉就可以了。知道与研究，写日志和做学术讨论是两回事。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有做助教的义务，我去年带的一个研究生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期末论文office hour学生们来讨论选题的时候，我发现能提出有意思题目的同学很多，让我自己受益良多。但是一问读过和想写的题目相关的书或者材料没有，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只是一些事例或是网络的报道随笔，因为通过直接的学术数据库搜索确实很难搜到同类名字的研究文献。我个人是没有材料出处上的歧视的，但是新颖与深刻不应该成为一对矛盾。其实即便对专业的当代文化研究者或者文化产业研究者而言，如何实现经典理论资源地有效转化，如何寻找最新文化样态的历史脉络，如何面对文化与传媒、与政治、与产业缠绕的时代，跳脱自己学科的局限，以跨学科的知识、视野、方法介入到新文化、新业态的研究中，同样是一个还未形成有章可循的问题与困难。我想，所谓的跨学科并不是说你要去做通才，全才，而是说我们该如何借助多个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来突破自己学科研究问题的瓶颈，这其实也意味着未来的学术发展无论是院系、机构、还是个人，横向的学术合作都应该更加紧密。我自己的硕士研究生是在重大高研院读的，我们整个学院没有系的存在，文学、哲学、历史。政经法各个中心相互协作。我在研一的时候有两门很有趣的课程，“人文思想经典导读”和“社会思想经典导读”，每一门课八本书，八个老师，八个不同的领域，两周一本书，来研读中西方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经典。十六周，十六本书，十六篇读书报告，你不可能在一周内就掌握这个领域的精华，甚至对人文学者而言，一周读完波兰尼《大转型》这样的经济学著作都是不小的困难。但是高强度的跨学科学术阅读和写作训练却扎实地开拓了我的视野，也激发了我对人文社科其他领域的兴趣，最后也走上了文化研究这样一个没有“学科”的学科。在未来，跨学科的“跨”恐怕还不只是发生在人文社科内部，还会扩展到“文”与“理”、“工”之间的跨。现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科廷大学都开设了文化科技研究中心，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的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试想未来一个新媒体研究者，如果不具备计算机编程的基础能力，没有线上新媒体运营的经验，没有用户交互体验的作品实践，恐怕很难真正介入到“内容”、“平台”与“算法”何者为王的新媒体辩论中，也难以去应对如今一直蛰伏，被预言为下一个风口的AR和VR这样沉浸式媒体的研究。

最后想谈一点和我这次获奖论文有关的感受。我写作这篇论文就是一种突破这种学科界限的尝试，我希望把传媒经济的产业分析和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在一篇论文里结合起来。网红3.0，这么新的主题，这么混杂、不伦不类的方法，能得到那么多资深教授评委的认可，我其实挺意外，也很鼓舞。内地的文化研究界，提文化研究缺政治经济学已经很多年了，可是现在大量的文章所谓的批判都是一种轻易的批判，要不就是中产趣味，要不就是资本压迫，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写，真的已经很让人疲倦了。人工智能兴起之后，针对未来的全面失业风险和人自然属性的改变，媒介化，赛博格化，西方兴起了新物质主义、后人类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情感转向，科技转向，这里面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至少也看到了一种左翼科技乌托邦的魅力与可能，也有一些很不成熟的关于人类“拐点”的公共政策浮现。文化研究，要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批判传统，但是不应该是轻易地批判。所谓的跳出资本主义框架的“另一种可能”（alternative）,首先应该是从各种不成熟的可能性和新方案的了解与研究开始。而当这些新可能和新方案总是由西方先提出的时候，我实在难以想象我们的文化研究批判或者创意产业研究的政策是真正中国化的，真正有效的。

最后的最后，我相信学术是有代际的，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而言，理论与现实不应该是一对矛盾，理论不能解决，也没有义务解决现实问题，但理论会是幽灵。幽灵是不会死去的，只会在与现实的交逢、遭遇与诘难中一次次地归来。我们要做的真的只是，不要辜负了这个转型时代。谢谢！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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